民族学考研南高学派的民族史研究多有其共性。如缪凤林和刘掞藜都…(考研民族学好考吗知乎)
原标题：民族学考研：南高学派的民族史研究多有其共性。如缪凤林和刘掞藜都反对西来说，只是两者态度上有所差异。
南高学派的民族史研究多有其共性。如缪凤林和刘掞藜都反对西来说，只是两者态度上有所差异。关于月氏的研究，先有柳诒徵《大夏考》，后有刘掞藜的《月氏与东西文化之关系》、郑鹤声的《大月氏与东西文化》、向达的《昭武考大月氏拾遗》等文。总的来看，南高学派的民族史研究有以下特点。
第一，重视异族入侵的历史。如刘掞藜曾将异族入侵分成三期：“异族之乱华者，周代以前，不可得而详。由周至唐，异族之乱华也有三期：其(一)为西周末叶及东周春秋之时。……其(二)为两晋南北朝之时。是时也，异族云扰，世谓之‘五胡乱华’。其实非止五胡也。……其(三)为唐中叶至五代之时。”“唐代藩镇之祸实可谓为异族乱华，亦可谓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三次之异族乱华也。”[31]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虽未如缪、刘二人那样径以异族为名来做章节标题，但在叙述相关史事时也以汉族和异族来指称。这里，我想讨论下“异族”之称是否具有大汉族主义倾向。有研究者认为当时的民族史著述存在着以汉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如黄现璠考察了吕思勉和林惠祥等人的民族史论著后发现，这些论著“一律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指导思想”，与其说是中国民族史，毋宁说是汉族通史。[32]他在文中也提到了柳诒徵著有《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似为误记，张其昀的《中国民族志》也被点名。那么，南高学派的民族史研究是否存在这种倾向呢？
我们认为，“异族”泛指一切非汉族，更多是为了行文和称呼上的方便。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以“异族”来指称非汉族民族，如“虽吾民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于吾，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远矣。”“凡异族之以武力兴者，率多同化于汉人之文教，即其文字有特创者，亦多出于华文。”[9](p345,527)陈寅恪释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中有一条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其中的“异族”显然指境外民族。可见，众多学者以“异族”来指称他族并不存在什么歧视。而南高学派眼中的“异族”也并不局限于中国境内的非汉族，即如日本也是异族，南高学派对此异族也很是在意。缪凤林就有《日本论丛》，“为目凡十：曰日本研究史要，曰中东汉文日史提要，曰日本史纲要，曰中日民族论，曰中日关系上，曰中日关系下，曰日本旧军阀论，曰日本新军阀论，曰日本维新运动之成功与中国改革运动之失败，曰日本政党论”，也打算写一部《日本通史》来叙述这个异族的历史，以补戴季陶《日本论》之“空疏浅陋”。[33]陈训慈则希望学界能“努力日本的研究”，[34]周悫在日寇侵占东三省后，在《抄静海乡志后跋》中说：“遥望白山黑水间，数千里幅员一旦沦于异族，曾不顾惜，则吾之拳拳此已入海之黑子地，不亦呆乎！悲从中来，忧思万端，我欲无言矣。”[35](p65)正如缪凤林所言：“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专以礼仪文化为标准，而无种族亲疏之别，故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国如故。吾中国人之责任亦惟以文化孕育异族，使进于文化同于中国而后已。是虽后起之意，而高尚广大与今世国家以侵略为能事者，相去远矣。”[5](p250～251)
第二，宣扬民族主义。柳诒徵主张从历史上去寻求民族复兴道路，就是要“讲兴不是讲衰”，讲民族就是要讲多数人，“那就是要在历史上找多数人可以做榜样的才好”，在多数人中求得民族精神。要探求中华民族精神，就必须讲民族主义；“要讲民族主义，只有研究中国的历史”。国人“欲求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认清吾民族何时为最兴盛，其时之兴盛由于何故，使一般人知今日存亡危急之秋，非此不足以挽回颓势”。[36]缪凤林认为汉、唐、明三朝为盛世，“自秦皇统一中国以还，吾华盛世，惟汉、唐、明三代”，[13](p7)“其时之人有功于吾国最大者，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开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处炎黄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日平实焉”。[6](p88)是以，缪凤林和刘掞藜等人的民族史著述注重汉族势力兴盛时的论述。如刘掞藜以两章的篇幅来论述两汉时期“汉族威势之极盛”。陈训慈则认为民族史著述“充分表达本国民族之由来变迁与演进，提示民族伟大的事迹，而引起学生之强烈的民族意识，激励他们为本国民族的生存与繁荣而努力”。因为“这一个世界还是民族角逐的世界，历史也还应是民族本位的历史”。[37]同时，陈训慈等人也认识到宣扬民族主义要避免出现民族沙文主义，以德国和日本等国走向极端的流弊为戒，“然在中国，则以民族风尚之和平与目前自卫之亟要，实不可同日而语。且吾人鉴于身受侵略之痛苦，苟得完全独立之自存，方将以实力扶助弱小，决无仿行侵略之弊”。[38]这无疑有助于理性民族主义观念的形成。
第三，缺少理论阐述与概念界定。中国民族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既需要实践，也需要理论建构。
南高学派无疑在实践一途上进行了有益探索，而于民族史学科的理论建构方面殊少建树。无论是缪凤林，还是刘掞藜等人，都没有对民族概念，民族史研究对象、内容，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问题等进行理论阐述和界定，在他们看来，这些应该是不言自明的。而林惠祥则对中国民族史学科性质、对象、内容和民族史研究的现实意义等都进行了阐述。[39]如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林惠祥认为中国各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即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详言之即就各族而讨论其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并及各族相互间之接触混合等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当为双方学科背景差异所致。
学界一般将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出版于1934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出版于1939年)、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初版于1928年，1934年为增订本)[注]视为20世纪30年代的三大民族史名著。若以完成时间来说，南高学派的民族史著述早于吕、林二氏，也早于王桐龄有影响的增订版，且南高学派的《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志》)架构也显然不同于王、吕、林三人著述，如他们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探讨，对海外华侨的关注等都与他人异趣，也丰富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内容，推动了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在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史上理应有南高学派诸人之位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